【华师通讯站】(采访一来自农村的打工者)我看见他时，他刚好下班，有点疲惫的步伐，面有点黝黑，笑的时候眼角泛起几条细细的皱纹，那身段过于瘦削，仿佛是用钢笔画出来的。初一见，我惊了一下，介绍的朋友说他还不到十九岁。但他那迷茫的眼睛，仿佛向我叙说沧桑的日子。他两手不知所措地绞着，两眼东张西望，毫无目的地瞪着，但并不看我。

　　我们就近找了一家简陋的小饭馆，下午他还要上班。他在餐厅里工作，每日十小时，每月休息三天，没有节假日，加班并没有加班费。月工资九百，仅比广州最低工资多一点点。我很是惊奇地说：“你们老板不懂《合同法》，不怕政府制裁吗？”他苦笑：“《合同法》？你真是天真。我不懂什么《合同法》，它对我们不合适，大概只适用于你们大学生。”“我们永远没有节假日，人家休息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最累，最苦的时候。我十六岁出来，还没回去过过年，虽然我家离这里才两百公里。我每次打电话回家，妈都哭着说，儿，你回来，让妈看一眼，就一眼••••••”这时，他掉过头去，眼眶里两滴晶莹的泪。

　　“你觉得这份工作苦吗？每天接触些什么人？”我问。“苦，什么是苦呢？做过地喱(传菜员)，现在做砧板(切菜)，每天站够十个钟头就行了。对上司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对同事，好就好，不好就拉到，总之是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对生活没什么特别要求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我也曾经换过工作，进厂，工资有一千多，可没两天我就不干了。站惯了，坐着浑身不舒服。所以我又做回了老本行。”他脸上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。他不满他的处境，但他又无可奈何，他没有改变自己，改变生活的能力，或许是勇气。

　　离他上班还有一个钟，我想到他的宿舍看看，因为离得挺近，他愿意我去看看。街上车辆络绎不绝，南来北往的各色车在没有分界线的道路上跑着，甚是混乱。经过一个胡乱地堆着垃圾的地方，飘来阵阵恶臭。我忙不迭的掩了口鼻，他却无动于衷，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他走在我前面，留着长发，那发干如枯草，黄黄的(非染)，穿着花格子上衣，拖地牛仔裤，嗒拉着拖鞋。“你上班还能穿拖鞋？”“我在厨房做，站在水里，要穿水鞋。”要在学校里，我肯定认定他是痞子，但现在，心中充塞着的却是一股悲悯之情。他比我还小，但经历的苦难比我多得多。

　　到了宿舍楼下，下水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一只小猫大的老鼠从下水道窜出来，我尖叫着跳起来。他转过来看着我，脸上写着惊奇，反应也未免太过了吧。楼房被层层包围着，不见天日，里面昏天黑地的，白天都要开着灯。到三楼，他停在一门口前，门前放一垃圾桶，木门上写着“女仕不得进，违者罚20元”，对面的门也写着“男仕不得进，违者罚20元”。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，里面开了昏黄的灯，过道窄窄的，依稀看到几个赤着上身的男人。我没敢进去，落荒而逃。他送我出来，并没追问。

　　“那种地方能住人吗？”“在广州有个地方能歇脚就不错，还希求什么？”“你平时不上班都干些什么？”“上网，打牌，喝酒，睡觉，也就这些吧。”“没去什么地方走走？”“不熟悉地方，没敢去。我的朋友都是同事，我休息的时候他们在上班，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在上班，怎么可以呢？”“你可以找我呀。”“算了，你们大学生，怎么能跟我们一道呢。对面就是公交站，你自己去吧。”他就径直走了，留给我的是无奈的背影与无尽的叹息。

　　(文：陈亚凤，责编：绮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