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教泽 系侨情 声教讫于四海(图)

http://school.gd.sina.com.cn 2006-11-16 14:38 南方都市报

  

  清末维新运动与新政中,不断有近代新式学堂创立,于是百年之后,国内的“百年老校”也就多了起来。

  中国人一向是敬老的,而一所百年老校是否“老”,要看它的学脉是否绵厚悠长,学统是否笃实方正。如果还有大规模的老建筑以为佐证,自然更好,但对于几经播迁,几经废兴,饱经国事沧桑的暨南大学来说,这一点就很难强求了。

  不过暨大的百年历史上,不乏学养精深的名师大家,为暨大的学脉、学统增添了厚重的底蕴。到今天,名师们的学术成就与为师之道,已成为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套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“大学者,非谓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的论述,大学在精神上的“建筑”远比它在有形物质上的建筑更重要。

  细细考量,这些“老建筑”的核心部分,“始建”于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(1927—1949,抗战期间有4年办学于闽北建阳)。

  暨南大学一直与“海”有着不解之缘,是一所被海风吹拂、海水浸润的大学;暨大的校徽是蔚蓝的海水色,暨大的办学使命是“声教迄于四海”,暨大是一所首先面向南洋、因海外华人华侨而立的大学,也是一所曾受惠于上海海派文化风格的大学。

  所谓海派文化风格,就是不拘一格,以开放的心态跟随世界潮流。上海时期的暨大,求经问史与经世致用并举,长年教授与“钟点”教授并用,境外学生与境内学生并招,从而打造出名师荟萃、多元包容的校园环境。当时的暨大和其他大学一样,在吸纳名师方面有着良好的制度安排;人才的进出非常自由,学者们在不同大学间的兼课也非常普遍,从而暨大学生也就有幸得到许多名师亲灸薪传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由于其他大学内迁而暨大坚持在租界“孤岛”办学,吸引了许多未能内迁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,这也是暨大上海时期名师荟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暨大的学脉、学统是由名师前辈们的言教身传而支撑起来的。说到名师荟萃,这也有赖于慧眼识才、胸怀宽广的名教育家、名校长。暨南大学在上海时期达到国内一流名校的水准,拥有众多知名学者,这与当时暨南的两位名校长郑洪年、何炳松有关。

  郑洪年主政上海暨大时(1927—1934)的训词,是暨南校史上充满精神魅力的一页。训词说:“今世俗流于颓废,我暨南同学独不可颓废;习俗沦于厌世,我暨南同学独不可厌世。自今以往,绝摩登之风,去物欲之蔽,坚其意志,晔其智慧,强其体魄”,“应养成刻苦自励之精神,以为异日任重致远之准备”。郑洪年强调要把暨南办成华侨最高学府,要将“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”传授给国内外的学生,为此,他把延聘名师硕学作为办学的关键,许多知名学者先后应聘来校,如夏丏尊、周谷城、周建人、曹聚仁、潘序伦、潘光旦、叶公超、梁实秋、洪深、黄宾虹、孙大雨、夏衍、张君劢、沈从文、罗隆基、杨汝梅、叶渊、陈钟凡等等。郑洪年还聘请众多社会名流来暨大举办讲座,这些人中有蔡元培、鲁迅、胡适、徐志摩、张竞生、章士钊、黄炎培、叶恭绰、胡愈之、陶行知、高一涵等人。

  1935年,曾留学美国、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长达11年的何炳松出任暨大校长(1935—1946),暨大在他任期内攀上了新的高峰,特别是在1937至1941年的上海租界“孤岛”时期,有人评论说:作为孤岛中的“文化堡垒”,当时的暨大名流学者云集,其师资力量之雄厚,讲学风气之浓厚,在百年暨南史上,无出其右。当时的暨大教授、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回忆说,何炳松“做了10多年的暨大校长,暨大的学术空气是纯洁的……学术研究的自由,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”。

  上海时期的暨大,著名艺术家如潘天寿,著名作家如梁实秋、沈从文、梁遇春,著名外交家叶公超,著名政治家罗隆基等,均在暨大担任教职,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“新月派”,也与暨大有着紧密的关联。抗战后回迁上海的暨大,仍然保持着国内名校的地位,尤其是文史学科,不少教授都是学界一流从物,如刘大杰、吴文祺、施蛰存、钱钟书、李健吾、谭其骧等。

  说到暨大学脉,上海时期的辉煌,有流失他移的,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脉;也有许多传承下来、荫及后辈。如暨大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,百年来先有上海时期诸位前贤,后有萧殷、秦牧掌舵前行,至今仍为国内该学界一方“重镇”。又如暨大的历史学科,经何炳松、周谷城、沈炼之、金应熙、陈乐素、朱杰勤等名师开创性的工作,在中外关系史、宋元明清史、港澳史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。

  暨大的经济、管理学科始于1918年开设的商科,在民国时期暨大商科拥有广泛的声誉,到今天经济、管理学科依然是暨大的强势学科。暨大的东南亚研究、华侨华人研究始于1927年设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,开我国东南亚研究、华侨研究之先河并延绵至今,涌现出刘士木、李长傅等一批治学严谨、功底深厚的学者,1963—1964年任暨大校长的学问大家陈序经教授,也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著述。

  大批名师耕耘于前,并烛照后人,百年书香,连绵传承,这是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说到精神财富,潜心向学,穷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留下众多学说著述,这是一种精神财富;另一种精神财富,则是人格上的和人间关怀方面的。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说:“来世不可知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彰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陈寅恪倡导学者们应具有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处世风范,也是前一种精神财富产生的重要条件。惜乎在高校行政化、教育流水线化的今天,这种风范、风气正在大面积流失,在此情形下,学术大师的产生环境和生存空间都令人存疑。

  一路风雨,百年沧桑,暨大具有百年曲折激荡的历史底蕴,是荣誉,也是莫大的压力。百年来暨南人用不懈努力所浇铸的“暨南精神”,既包含了先贤的教诲,也注入了时代的潮声,为人忠信,为学笃敬,自强不息,创新为魂,格局开放,和而不同,这是暨大从过去走到今天,从今天走向明天的精神动力。

  □蒋述卓(暨南大学党委书记)

  百岁老校长王越回忆解放后暨大两次复办

  陶铸捐薪教学楼添窗

  王越老先生今年已经103岁了,他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百岁校长。近日,谈起1958年重建和1978年复办暨南大学的往事,老人的思路依然清晰。

  1958年重建

  侨生荷锄劳动

  1957年,经国务院批准,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,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兼任暨南大学校长,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王越,被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。学校复办之初,设立了中文、历史、水产、航海、矿冶5个系和预科,面向海外、港澳招生。

  复办之初,国家经济困难,只能发动爱国的侨商捐钱捐物建设。王越记得,陶铸在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精神。当时,教学楼建好了,需要安装铁窗,还差10万元的缺口。王越向陶铸汇报,陶铸批示由省政府解决,还捐出了自己3个月的工资。

 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,1958年9月24日,暨南大学再度开学。复办后的暨大,强调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”,学生要边上课边劳动。学校在珠江南岸的磨碟沙开辟了一个农场,组织学生定期前往实习。王越说,暨大是侨校,侨生从小娇生惯养,和国内的学生大有不同。当年,暨大校园初建,百废待兴。学校动员师生一起挖掘明湖,一些侨生用手绢包住锄头,劳动时就做做样子。手绢搞脏了,放在宿舍里一个星期都不洗。王越知道了以后,悄悄动员国内学生帮忙把手绢洗了,又慢慢做侨生的思想工作,这才慢慢改掉了侨生的习惯。

  1978年复办

  一切从零开始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暨大停办,王越也被发配到三水劳动。直到1978年,中侨办主任廖承志建议复办暨南大学,得到中央军委会负责人的支持,于是南方军医学院迁出暨大旧址,暨大得以重现广州。

  王越回忆,1978年复办暨大,等于又是一次从零开始。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,学校收回了部分校舍,从4所院校调回原暨大教师、干部,收回部分图书设备。同时还从全国各地物色、调进了一批骨干教师,以充实师资力量。在系科专业设置方面,除外贸系外,原有其余8个系均复办,并增设了新闻系。同时,新办了医学院,并着手筹建附属医院(即广州华侨医院)。半年后,暨南大学便恢复了,并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。

  在暨南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,王越老先生还作了一首诗表示庆祝:

  莘莘赤子百年潮,

  万里归来意气豪。

  竞向师门探奥妙,

  满堂才俊集今朝。

  蒋述卓现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

  1955年生,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,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。教育部2001~2005年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、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。

  【百年大事记】

  三度停办五次播迁

  南京时期(1906-1923)

  1906年,由时任两江总督、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,这就是暨南大学前身,我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。“暨南”一词源自《尚书·禹贡》:“东渐于海,西被于流沙,朔南暨,声教讫于四海”,寓意为: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教育,辐射、传播到四面八方。

  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,暨南停办。

  1918年,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积极奔走筹划,暨南学校复办。复办之后的暨南在华侨中声誉日隆。

  1921年,暨南与东南大学合办国立上海商科大学,为国内第一所。

  上海时期(1923-1941)

  1923年,学校逐步迁入上海,并以真如为本部,办学条件得到改善。1927年国立暨南学校升格为综合性的华侨大学,称国立暨南大学,成为当时成立较早的、少有的著名国立大学之一。

  30年代初期,随着日寇侵华的范围不断扩大,民族矛盾日渐突出,全国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,暨南与其它学校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。1937年上海“八一三”事变后,暨南办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,学校被迫搬进上海租界,在“孤岛”坚持办学达四年之久。

  福建建阳时期(1941-1946)

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学校在上海无以立足,不得不又播迁福建建阳坚持办学,前后达四年之久。

  抗战胜利后上海时期

  (1946-1949)

  1946年6月,学校迁回上海,在纷乱复杂的环境中继续办学。上海解放后,鉴于暨大本身的侨生比例已比较低,经费筹措相当困难等,学校于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等高校。

  广州重建时期(1958-1970)

  新中国成立后,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,高等教育日渐勃兴,华侨子弟纷纷来国内求学,重建暨南大学的条件已经具备。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教育事业,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,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。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,学校发展成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学校办学受到严重影响,被迫于1970年停办。

  广州发展时期(1978年至今)

  1978年,为大力推进华侨高等教育,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。暨南由此步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。当时国家对学校的发展十分重视,将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学,中央指示要把暨南大学建成“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”,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寄予殷切的希望。

  进入90年代,暨南大学抓住机遇,加速了学科整合和扩张的步伐。1996年暨南大学被列入重点支持的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大学后,大大提升了暨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华侨最高学府”。

  【历任校长】

  胡军(任期:2006.1至今)

  刘人怀(任期:1995.12-2006.1)

  周耀明(任期:1991.6-1995.12)

  梁灵光(任期:1983.10-1991.6)

  杨康华(任期:1964.3-1970.3;1979.8-1983.10)

  陈序经(任期:1963.1-1964年夏)

  陶铸(任期:1958.6-1963.1)

  李寿雍(任期:1946.6-1949.5)

  何炳松(任期:1935.7-1946.5)

  沈鹏飞(任期:1934.1—1935.7)

  姜琦(任期:1925年秋-1927年夏)

  暨南学堂创办人端方

  首任校长郑洪年(任期:1927.6-1934.1)

  赵正平(任期:1918-1920年夏;1921年秋-1925年夏)

  柯成懋(任期:1920年夏-1921年秋)

  采写:本报记者王瑾摄影:本报记者卢汉欣(资料图片除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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